绿色金融的目标是确保将更多资金用于满足包容性绿色循环经济的长期需求。对于大流行病影响下的经济，问题不仅在于需要资助项目的性质，还在于资金的来源。
“一带一路”倡议（BRI）可以说是格局宏大的金融事业。能推动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批长期资本投资的支持。
迄今为止，多边开发银行和中国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提供资金，并降低了可能阻碍私人资本投资的某些风险。与此同时，从该倡议启动之初就很清楚，仅靠公共资金是不够的。依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到 2030 年，仅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就达约 22.6 万亿美元。
在考察大型的长期项目时，投资者自然会从头到尾仔细规划其财务可持续性。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碳密集型发展项目会恶化现已不堪重负的全球环境，仅在财务责任的架构范围内考虑可持续发展已远远不够。对于投资“一带一路”发展项目的多边金融机构、私人投资者乃至国家支持的实体机构来说，绿色金融原则已逐渐成为核心要求。
渣打银行集团企业、金融机构及商业银行部行政总裁 Simon Cooper 表示：“金融机构有义务支持秉承绿色原则的‘一带一路’项目。渣打银行不仅视之为责任，也视之为自身的使命。我们致力于确保此类项目会对我们市场中的社区和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不但如此，越来越多投资者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一带一路”的绿色金融发展早已在 COVID-19 爆发前加快步伐。身为“一带一路”倡导者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在 2018 年的发行额突破 300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中资银行已开始发行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绿色债券；这是将收益指定用于可持续项目的标准化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自从中国债券市场通过 2016 年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代理模式和 2017 年的“债券通”计划对外开放以来，外国投资者已经获得了很多此类机会。
然而，尽管中国的进展对“一带一路”融资意味深远，但随着“一带一路”在中国以外获取日益多元化的融资，要确保全面的可持续融资，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正如渣打银行在 2019 年 6 月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尽管蓬勃发展的可持续债券市场取得了成功，但在中国以外地区，只有“极小比例的绿色债券和社会债券用于筹集资金资助新兴市场。”
这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民营金融机构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让他们得以在“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周转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一带一路”投资建立可持续性框架对确定正确的长期发展方向至关重要。最值得注意的行动或许就发生在去年。在 2019 年 4 月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包括渣打银行在内的 27 家金融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绿色投资原则》旨在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中，这些沿线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55％。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论坛期间表示：“未来几十年，全球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将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这些投资对实现《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举足轻重。”
其中机遇无可估量。根据渣打银行于 2020 年发布的报告，未来 10 年里，民营机构在普及电力供应方面的投资机会达 4.226 万亿美元，而在清洁用水和卫生项目方面的投资机会将达到 1254 亿美元。
上述框架一旦嵌入，金融工具势必紧随。
目前，要达到联合国设下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每年的资金缺口估计为 2.5 万亿美元。然而，填补这一缺口所需的金融工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
2019 年 6 月，渣打银行首次发行新兴市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债券，筹募资金用于风能和太阳能、铁路和水处理等在内的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ICBC）于 2017 年 9 月在卢森堡首次发行“一带一路”气候债券，募集资金超过20 亿美元，用于低碳和低排放交通、可再生能源、能效和水资源管理等项目的融资和再融资。
2018 年，Invesco（景顺）推出 3774 万美元的“一带一路”债券基金，旨在投资债券，让“发行方、担保方和/或注册国”分享“一带一路”发展所带来的收益。
2019 年，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发行了等值 22 亿美元的首批绿色“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债券。多批次和多币种债券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的一部分，旨在支持环境可持续项目的发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在 2019 年全年，中国交易所债券市场新发行 6 只“一带一路”债券，总价值 9.96 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发行了 8 只多币种债券（美元、欧元、人民币、港币、澳门币），发行规模为 38 亿美元，募集用于“一带一路”中长期项目的资金。
Simon Cooper 表示：“有了融资的基本参数，加上更多投资者意识到其中机遇，‘一带一路’金融生态系统的扩张正开始加速。随之而来的是，‘一带一路’投资工具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资产类别。”
在后疫情时代，无论“一带一路”的经济刺激方案是什么（无论是民营机构还是公共资源），要实现该倡议的可持续复苏，就必须重点支持可持续的商业实践，这点毋庸置疑。